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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仪祉



  
目录
人物简介
中国水利高等学府的创始人
陕西近代水利的奠基人
近代科学治理黄河的开拓者
我国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
简历
主要论著
 

  
人物简介

  李仪祉,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他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把我国治理黄河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多所院校,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水利建设人才,并亲自主 持建设陕西泾、渭、洛、梅四大惠渠,树立起我国现代灌溉工程样板,对我国水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陕西人民受益尤大。

  

  

  
     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父亲 李桐轩,关中名儒,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省修史局总纂、西安易俗社首任社长、剧作家。伯父李仲特,数学家,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

  

  

  

  李仪祉的青年时代,满清政府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人民饱经忧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他自幼受到父辈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学习接受近代科学知识,以及两次留学德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奠定了他忧国忧民、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

  

  

  

  李议祉8岁就读,17岁时(1898年)考中同州府第一名秀才,深受陕西提学使叶伯皋的赏识,次年被推荐人泾阳崇实书院读书,学习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曾写下《权论》、《神道设教辟》、《新闺怨》、《女子不缠足歌》等反封建的作品。1900年人三原宏道学堂求学,与于右任结为学友,志同道合,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1906年李仪祉和其兄李约祉同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读书,由井勿幕介绍同入同盟会。父亲和伯父又是同盟会陕西分会重要成员,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因此当时有“一家人四口,革命人两双”的赞誉。

  

  

  

  李仪祉青年时期积极参与反清反帝运动。1903年与其兄李约祉帮助于右任逃脱陕西巡抚允升的搜捕。1905年上书清廷御史王步瀛,痛斥他奏请清廷镇压天津、上海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革命行动,反对美国,要求废除中美关于旅美华侨不平等条约。1908年他上书控告蒲城县知县李体仁残酷镇压学生的罪行,迫使清政府将李体仁革职。

  

  

  
    1911年武昌起义后,身在德国学习的李仪祉心急如焚,毅然辍学,辞去柏林东方学院讲授中文的邀请,买了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只身回国,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到起义军占领的上海江南制造局习射步枪。后因南北议和,民国成立,李转而致力于水利教育和水利工程技术,为发展我国近代水利事业奋斗终生。
  

  
中国水利高等学府的创始人

  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参加创办三秦公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后改为西北大学工科)、陕西水利专修班(后改为西北农学院水利系,现在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担任教授、教务长、校长、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执教,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和志士仁人,为我国水利工程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03年于右任出任陕南商州中学堂堂长,李仪祉被聘为数学教习,成为他从事教育的发端。1911年辛亥革命后,于右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请他出任津浦铁路局局长,他不就任。次年回陕,在西安与友人创办私立三秦公学,广聘社会名流和学者任教,设数、理、农各门主课及英、德、日外文课,学习西方科技。招收学生200余名,培养出魏野畴(中共陕西军委书记)、刘天章(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杨钟健(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等革命家和科学家,对政界、思想界、教育界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915年再次留德回国,因陕西政局不稳,财政困难,无法兴修水利,便应清末状元、实业家、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字季直)的聘请,参与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由留学回国有志于我国电力事业的许肇南任校长,李仪祉任教务长。办学初期教材十分困难,许肇南主张直接使用外国教材,用外语教学。他则主张编写中国教材,为此,他夜以继日,编写了《水工学》(即水工建筑学)、《水力学》、《水工试验》、《潮汐论》等教科书。把各地水利工程做成模型,进行直观教学。亲自带领学生在海河流域考察,联系实际,示范引导。李仪祉在河海工专执教7年,培养了200多名我国现代水利事业骨干科技专家,其中包括宋希尚、沙玉清、汪胡桢等。

  

  

  

  1922年李仪祉离南京回陕,任省水利局局长。1923年兼任教育厅厅长。亲自筹建陕西水利道路传习所,后改为陕西水利道路工程学校。由于当时人们对水利和交通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开始招生时仅有七八人报名。李仪祉“不以投考者寥寥而懈其志,常围坐庭院,讲述泾渠计划,农事改良,及吾国农田水利之切要”(《悼仪师》)。1924年学校改隶国立西北大学工科,李仪祉兼任西北大学校长,扩充设备,延聘人才,卓有建树。由于引径工程和西北大学教育经费困难,他经常奔波于京津沪宁等地,筹措钱款。尽管公务繁忙,他还受聘在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南京河海工专、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担任教授,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

  

  

  

  1932年,为适应关中水利建设需要,借用省立西安高中部分校舍,创办了陕西水利专修班,他亲自授课。1935年,在于右任、邵力子、辛树帜的支持下,将水利专修班迁往武功,改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他常往返于西安武功之间,亲自登台讲课,不久水利组发展为水利系。50余年来西北农专已发展成为西北农业大学,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水利人才。

  

  

  

  李仪祉治学严谨,作风深入,其治学宗旨和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治水兴农,济民利物。他认为:“水利实为利农要图。西北地势高亢,旱灾时见,不有水利,农事何赖?本水利组以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之高级人才为宗旨”(《西北农校水利组规划》)。又说:“学工程的青年,于求学时代,便应存一济民利物的志愿,日展其所学,便时时想到如何始可供一般人民受到我的益处”(《工程上的社会问题》)。

  

  

  

  二、借鉴中外,重视实践。李仪祉虽然留学德国,攻习水利,但不生搬硬套。对外国的经验、中国古代治水经验,他去伪存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结合中国实际,亲自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和专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参加考察和施工,使学生由“通、广、博”向“专、深、约”发展。

  

  

  

  三、育才重德,爱国为民。他教育学生以爱国主义为宗旨,提出“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思想要高超,胸怀要廓大,要有坚韧不拔之精神”,号召同学们“将来学成到民间,改良农作物,指导农民复兴农业,挽救我们岌岌可危的国家,这么大的责任都要放在诸位的肩膀上,是多么大的使命!”(《忆李先生训词》)

  

  

  
四、名师高徒,从严治学。李仪祉深知教师水平的高低,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他在河海工专时,聘请茅以升担任教授,请竺可桢讲学。陕西水利专修班,师资力量雄厚,16名教员中,除李仪祉外,有教授7名,副教授1名,讲师两名,助教和助理5名。7名教授都是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并赴德、美、法留学取得学位的学者。教学计划十分严密,西北农专水利组每门课程都有《学程一览》,基础课与专业课兼顾,3年共设47门课。他要求教师不单纯只是知识传授,还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判断力、操作设计技能。并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扩充设备,进口测量仪器,购置图书,开展实验,提高学生素质。
  

  
陕西近代水利的奠基人

  李仪祉自幼生长在渭北高原,他的终生夙愿就是效法郑国、白公,振兴关中水利。约在公元前236年,秦国在关中建成了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与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郑国渠从泾阳县泾河峡谷出口张家山引水,渠长150公里,灌地4万余顷(合今2800万亩),亩收1钟(合今122.5公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忠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阳谷,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灌田四千五百余顷。”(《汉书·沟洫志》)郑白二渠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起到了“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白渠谣》)的作用。

  

  

  

  1922年李仪祉离开南京,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真正开始了他兴修水利的生涯。他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取得陕西陆军测量局的支持,组织引泾灌溉工程勘测设计,到1924年完成两种设计方案。但因省长齐振华作梗,经费没有着落,直到1927年仍无法开工。他在给当局呈文中写道“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减轻人民痛苦之道,曾无一注意及之者,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痛斥当局,愤然辞职,拂袖东去。

  

  

  

  1927年,李仪祉离陕任上海港务局工程师、局长,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又去四川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设计了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工程,为当时公路设计之杰作。1928年至1930年,李仪祉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浙江省建设厅顾问。在此期间他筹划了白河水利,倡办了华北灌溉讲学班,设置了黄河水文站,亲自勘察了运河和淮河,拟定了导淮计划,设计了杭州湾新式海塘,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工实验室。

  

  

  

  1929年关中大旱,饿殍载道,人相食,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乎沟壑,兴修水利的呼声越来越高。1930年,杨虎城督陕,任省主席,召回李仪祉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才使他的引泾计划得以实施。由陕西省政府筹款40万元,华洋义赈会筹款40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募捐15万元,朱子桥先生捐助水泥两万袋,各方共筹集百万余元。于1930年开工,至1932年6月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可灌地50万亩。1935年第二期工程完工,扩灌至65万亩。泾惠渠的建成受益,成为中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在我国水利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泾惠渠竣工后,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任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继续实施他兴建“关中八惠”(泾、渭、洛、梅、黑、涝、沣、泔)的宏伟规划。1932年泾惠渠一期工程完成后,李仪祉就派人勘测设计洛惠渠工程,他给杨虎城写信说:“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杨欣然同意,两人同到大荔县铁镰山视察,杨批准成立了引洛工程局。计划由洛河头筑坝引水,穿越铁镰山,灌溉大荔、朝邑县农田50万亩,预算投资121万元。1933年,邵力子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支持引洛工程,当年开工,到1936年渠道基本开通,唯铁镰山五号隧洞受阻,工程艰巨,1947年勉强通水,1950年灌地10万亩,后扩灌到70万亩。

  

  

  
1933年,李仪祉命人勘测渭惠渠,1934年完成设计,决定从眉县魏家堡筑坝引水,灌溉武功、兴平、咸阳等县60万亩农田。1935年春开工,1936年12月渠成通水,初灌30万亩。1936年眉县梅惠渠开工,1938年6月竣工通水,灌地30万亩。1937年陕北米脂织女渠也相继开工。此外,李仪祉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和陕北的定(无定河)惠渠。至1938年李逝世,泾渭洛梅四渠已初具规模,灌地180万亩,初步实现了“郑白宏愿”。
  

  
近代科学治理黄河的开拓者

  李仪祉终生以治水为志,求郑白之愿,效大禹之业,凿泾引渭,治黄导淮,整治运河长江凡数十年,足迹遍布祖国江河湖海,卓有贡献,尤对黄河治理,精心钻研,独有建树。

  

  

  

  1933年,李仪祉奉命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并出任第一任委员长。8月,黄河决口泛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会,李积极组织防洪抢险,救济灾民。1934年,他长途跋涉,到黄河上游考察。同年,黄河在贯台决口,他组织抢险。1935年,黄河又在重庆决口,他奉命加修金堤。这两年他还巡查黄河、沁河、不牢河、微山湖、运河,研究验收贯台堵口工程,督筑金堤,并回陕视察指导水利工程,疲惫不堪。在黄委会工作期间,孔祥熙同族孔祥榕任副委员长,主持堵口之事,乘机搜刮民财,凡大事裁决取于占卜,迷信“金龙四大王”。李气愤地说:“以孔理财,以孔治水,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因此,辞职回陕。

  

  

  

  李仪祉生于黄土高原,奔波于黄河上下,对我国历代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治河方略,写成了40多篇文章。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同志所说:“李仪祉把我国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李仪祉传》序言)。李仪祉治理黄河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泥沙未减,本病未除。李纵观古今,博览中外,总结我国治黄的经验教训:“溯之史乘,以治河著称者,得三人:汉之王景、明之潘季驯、清之靳辅而已……王、潘、靳诸氏之治河,虽著殊绩,而于河之洪流,未能节制,含沙未能减少。犹之病者,标病虽去,本病未除,固难期以后不再为患。”(《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治理意见,自古至今,主张不一。总其扼要,不外疏、导、防、束,大都皆以囿见,不能顾及全局,此所以河患不已也。河患症结所在之大病,是在于沙。沙患不除,则河恐终无治理之日……黄河地层,黄土为壤,最易于冲走。土随水行,河无保障……所以欲图根本治黄,必须由治沙起。如能将沙治除,则患自可消灭矣”(《治黄意见》)。“故去河之患,在防洪,更须防沙”(《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击中黄河为患之要害,指出土壤侵蚀,土随水去,形成泥沙是黄河的症结所在。

  

  

  

  二、中上游不治,下游难安。黄河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从内蒙古托克托以上为上游,托克托至河南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以下为下游。中游三门峡以上所输沙量为16亿吨(其中12亿吨入海,4亿吨沉积下游河床),是造成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李认为:“历代治河皆注重下游,而中上游无人过问者。实则洪水之源,源于中上游;泥沙之源,源于中上游”(《请测量黄河全河案》)。“诚以导治黄河,在下游无良策。数十年来,但注重下游而漠视上游,毫无结果。故惩前毖后,望吾会是后研究黄河知所取择也”(《导治黄河宜重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他认为黄河挟带泥沙,泥患尚轻,沙患为重,泥沙本应随河流人海,因为沙重沉于河床不能泄运,酿成河南境内多沙,河北次之,而山东境内沙少而泥多。河南河北两省黄河南北河堤距离宽广,而洪水所占无几,大多为泥沙所淤塞。所以治黄不在中上游减沙,免除祸患,只在下游修堤,防不胜防。他说:“现在的河防情形,实在是不能满意。不能满意的事实如下:(一)每年河防费三省要担任到近百万元……(二)河防虽然花了许多钱,而差不多每隔一年或二年仍免不了出险一次或多次,摧毁的人民财产辄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三)河床历年加高,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有改道之虞,其祸害更不可胜言。(四)历来河防,专重下游。上游、中游的河害,如绥远,如秦晋亦自不少,无人顾及。由此看来,我们专对于河防,亦必要改弦更张”(《黄河治本的探讨》)。

  

  

  

  三、兴建水库,蓄洪减沙。李认为,在黄河中上游开展防止土壤侵蚀,减少冲刷的同时,要在黄河支流和干流上兴建水库,可以“最经济、最有效,兼能减轻下游之河患与上游之河患。其工程以施于陕西、山西及河南各支流为宜。黄河之洪水,以来自渭、泾、洛、汾、雒、沁诸流为多,各作一蓄洪水库。山、陕之间,溪流并注,猛急异常,亦可择其大者,如山川河、无定河、清涧河、延水河亦可作一蓄洪水库。如是则下游洪水必大减,而施治易为力,非独弥患,利且无穷。或议在壶口及孟津各作一蓄水库代之,则工费皆省,事较易行,亦可作一比较设计,择善而从”(《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这样可以分散黄河洪水,减下游之患,在上中游拦蓄13500立米/秒(其中渭河拦蓄4000立米/秒、泾河6000立米/秒、洛河2000立米/秒、汾河1000立米/秒),加上沁河、南洛河的拦蓄,可把黄河下游20000立米/秒的洪水减少到6500立米/秒,黄河水患可以基本免除。他还提出汛前将水库放空,汛期将相当水量从底洞泄出,可冲刷库内泥沙,减少水库淤积。

  

  

  
四、综合开发,利用黄河。李以卓越的才能,高瞻远瞩,在《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论文中,展示了他科学治黄的治河方略和规划,其内容主要有:黄河下游河防整理计划、黄河入海口整理计划、黄河干支流水库建设计划、黄河防沙(即上中游水土保持)计划、黄河流域造林计划、黄河干支流水利计划。提出了每个规划的方向方法和实施的内容。对于黄河干支流水利计划,李仪祉亲自在中上游各省考察,把除害与兴利结合起来,综合开发水土草木电力资源,繁荣经济,为民造福。提出“(一)灌溉,(二)放淤,(三)垦荒,(四)航运,(五)水电”五大水利综合开发计划。
  

  
我国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

  李仪祉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名词的出现,而用“土壤侵蚀”、“土随水去”,“防止冲刷、平缓径流”相通其意。以根治泥沙为治黄之本,提出了精辟的水土保持观点、措施和方法。主要有四点:一是他认识了土壤侵蚀的三种主要方式,即风力、水力、重力侵蚀,因害设防;二是从土地利用上,提出治理坡耕地、培植森林、广种苜蓿、改良盐碱荒沟荒滩;三是在治理方式上,层层设防,从坡、沟、川、滩分层治理;四是在泥沙利用上,提出了保(就地蓄水保土)、拦(坎库拦淤)、排(排洪排沙)、淤(引洪淤灌)。奠定了我国水土保持理论基础,成为我国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

  

  

  

  一、平治阶田,推行沟洫。李对坡耕地治理,主张推行两制一阶田制和沟洫制,正本清源,平整土地,就地蓄水。他说:“泥沙之来源,一由于田地之剥蚀,二由于河岸之崩塌……田地剥蚀之防止,其事则在农人。耕获而耕耨之,土地为大雨洗去,足以盖其剥蚀也”(《西北畜牧意见书》)。“黄土耕地所受雨水责成各地主治好土地,不许有一滴水流出……我所说的沟洫,不是要恢复古代井田的制度,而是要看地形开沟,容纳坡水、谷水、雨水一齐蓄在地下,使不受蒸发消耗,不顺着河道消失,而都为生长植物所利用,这才算达到了目的”(《西北各省初励行沟洫之制》)。

  

  

  

  二、修筑横堰,控制沟壑。李认为黄土高原应仿效日本、美国之防沙工事,修筑谷坊、横堰(即今之淤地坝),挽救沟壑土地。“制止沟壑之扩大。查陕西黄土山岭,大多冲成沟壑……废有用之地,阻交通之路,为害殊多。欲制止之,当于沟壑之口,无论其为支为干,皆须督令人民择适当地点,以土修筑横堰,则降雨时水势平坦,泥沙即填其后。及填平一段,则复于上后退若干步,继筑横堰,如此继续为之,堰址日高,壑底日平。其益有四:(一)可耕种之地因以增多;(二)横堰可当作桥梁横跨,沟壑交通困难可除;(三)水及泥沙既有节制,河患可减;(四)雨水得积蓄,燥地即可资润泽以便造林”(《请恢复郑白渠……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

  

  

  

  三、固堤治滩,防止塌岸。对于洪水造成的崩岸侵蚀,李主张治本与治标结合,积极固堤治滩。他在《导渭之真谛》一文中说:“何以言有益农田也?先之言导渭者,多注意灌溉事业……惟渭河不加治理,则种种灌溉不能达目的。盖凿渠不免于淤填,洪涨不免于冲毁,故古时引渭之迹,概皆无存……自三河(黄、渭、洛)口以上至宝鸡,约八百里间,概在二公里至三公里,洪水汜滥,或过此数,而河岸崩毁,河槽迁徙,丧失良田尤多。若泾、渭之谷,节制洪流,复整理河床,狭其槽,固其岸,更施以堤防,使河水流,限于一槽,河身之宽,不逾五百公尺,则两岸良田,受其保障免除汜滥冲毁者,约有三百万亩。“科学地论述了水利与水保、用水与治沙、除害与兴利、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此外,他还对韩城至潼关的黄河滩地、黄河下游滩地、黄河出海口滩地整治皆有专论。

  

  

  

  四、培植森林,防治河患。李仪祉认为森林有涵养水源、防治洪水之功能。他分析了黄河水沙情况,“就中卫以上而言,则黄河之水本不甚浊,森林之有益于河”(《黄河上游视察报告》),“中国洪水由于沿岸之山原无森林也。欲根本去水患,必自培植森林始……森林为治水惟一要道,森林植则水患从此息矣……吾国内地山谷之间,不适于农田旷地甚多,不植森林焉用之?故为国家生计计,非大植森林不可”(《森与水功之关系》)。

  

  

  

  五、广种苜蓿,肥田养畜。他在《巩固西北之策》中强调垦殖及畜牧,他说:“窃以西北广漠,宜牧者多,宜农者少。宜农而牧,则失地利,宜牧而农,则失人和。盖蒙人生活以牧为宜,夺牧而农,蒙人不愿。而皮毛乳酪及牛羊肉食,实亦全国人民所必须。”他在《西北水利问题》一文中说:“西北重要问题除水利之外,尤在于治地。凡农作之地必治使之平,适于蓄水及耕作。坡陡之地不能耕作者,则宁禁止农耕而使其用于畜牧及森林。”主张合理利用土地,实行农林牧综合开发,各得其所。尤为倡导种植苜蓿,肥田养畜,改良土壤,放蜂产蜜效益可观,李在《救济陕西旱荒议》呈案中专有论述。

  

  

  

  六、拦水漫田,膏沃压卤。他主张用洪用沙,淤灌良田,改良土壤。其一是引洪漫地,肥润农田;其二是浑水灌溉,膏沃良田;其三是下游放淤,造田压碱。皆有专章论述和受益方法。李仪祉十分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反对急功近利,顾此失彼,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如在《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论文中,批判片面围湖造田,只顾眼前利益的作法。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综观李仪祉治水治黄观点和措施,论断英明,科学求实,至今不失工作指南。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李仪祉抱病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加入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抗日,组织募捐。同时组织渭惠渠、织女渠的施工,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表现了他中华儿女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赤子之心。终因积劳成疾,1938年3月8日病逝于西安市,终年57岁。

  

  

  

  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水利事业。他不仅精通水利工程技术,而且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文史、宗教都有研究,著述丰厚,多达200余册(篇),尤长诗歌、戏剧,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他德高望重,功垂千秋,深受人民敬仰。1938年逝世后,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达万人之多,当灵柩运到泾阳陵园时,当地群众有五千人挥泪送葬。国民政府发了特令褒扬,称他“德器深纯,精研水利,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成材甚众。近来开渠、浚河、导运等工事,尤瘁心力,绩效懋著。”《大公报》发表短评,称:“李先生不但是水利专家,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公无私,有人无我。”于右任为陵园作挽联称:“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表达了社会对这位水利大师一代贤哲的缅怀之情。

  

  

  
建国以后我国水利和治黄事业举世瞩目,实现了李仪祉生前遗愿。并且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陕西省扩建了仪祉农校、陕西机械学院树立了李仪祉像、径惠管理局扩建了李仪祉陵园,陕西省水利水土保持厅与陕西电视台,联合拍摄播放了反映李仪祉生平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江河赤子》等。又经陕西省政府批准,在1992年隆重举行李仪祉诞生110周年和泾惠渠通水6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学习发扬李仪祉爱国忧民鞠躬尽瘁的可贵精神,振兴水利事业。
  

  
简历

  1882年2月20日 生于陕西省蒲城县。

  

  

  

  1898年 考取同州府第一名秀才。

  

  

  

  1909年 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获举人衔。

  

  

  

  1915年 毕业于德国丹泽工业大学,获“特许工程师”荣誉称号。

  

  

  

  1915—1922年 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教授。

  

  

  

  1922—1927年 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

  

  

  

  1927年 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

  

  

  

  1928年 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

  

  

  

  1929年 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浙江省建设厅顾问。

  

  

  

  1930年 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

  

  

  

  1932—1936年 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

  

  

  

  1937年 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中美工程师协会董事,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1938年3月8日 逝世于西安。
  

  
主要论著

  1 李仪祉.永定河改道之商榷.华北水利月刊,1928(1).

  

  

  

  2 李仪祉.黄河根本治法商榷.华北水利月利,1923(2).

  

  

  

  3 李仪祉.森林与水工之关系.扬子江水道月刊,1929(4).

  

  

  

  4 李仪祉.华北之水道交通.华北水利月刊,1930(3).

  

  

  

  5 李仪祉.泾惠渠管理意见.华北水利月刊,1930(9).

  

  

  

  6 李仪祉.陕西水利工程之急要.华北水利月刊,1930(12).

  

  

  

  7 李仪祉.沟洫.华北水利月刊,1931(5).

  

  

  

  8 李仪祉.陕西泾惠渠工程报告.华北水利月刊,1932(7).

  

  

  

  9 李仪祉.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陕西水利月刊,1933(1).

  

  

  

  10 李仪祉.关于变迁河床河流治导之模型试验.陕西水利季报,1933(7).

  

  

  

  11 李仪祉.导渭之真谛.黄河水利月刊,1934(2).

  

  

  

  12 李仪祉.治黄意见.陕西水利月刊,1934(3).

  

  

  

  13 李仪祉.治理黄河工作纲要.陕西水利月刊,1934(7).

  

  

  

  14 李仪祉.黄河治本的探讨.黄河水利月刊,1934(7).

  

  

  

  15 李仪祉.蓄水.黄河水利月刊,1934(8).

  

  

  

  16 李仪祉.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华北水利月刊,1935(6).

  

  

  

  17 李仪祉.巩固堤防策.黄河水利月刊,1935(6).

  

  

  

  18 李仪祉.论德国堵塞决口法.黄河水利月刊,1935(6).

  

  

  

  19 李仪祉.固定黄河河床水位应以何水位为标准.黄河水利月刊,1935(8).

  

  

  

  20 李仪祉.纵论河患.陕西水利月刊,1935(9).

  

  

  

  21 李仪祉.整治洞庭湖之意见.陕西水利季报,1936(1).

  

  

  

  22 李仪祉.水功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23 李仪祉.论引泾.李仪祉先生遗著(第四册).西安:陕西省水利局,1938.

  

  

  

  24 李仪祉.再论引泾.李仪祉先生遗著(第四册).西安:陕西省水利局,1938.

  

  

  

  25 李仪祉.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李仪祉先生遗著(第六册).西安:陕西省水利局,1938.

  

  

  

  26 李仪祉.淮河流域之水道交通.李仪祉先生遗著(第七册).西安:陕西省水利局,1938.

  

  

  

  27 李仪祉.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陕西水利季报,1940(1).

  

  

  
28 李仪祉.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陕西水利月刊,1940(3). 
  
  摘自《百度百科》

责编: 袁瑞       2009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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