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轶事

作者：张健

    题记：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家乡——乡宁度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中许多大事的细节似乎记不太清楚了，倒是年少时的一些小事却每每在闲暇之时，如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有时想着想着，不知是否真的有意思，自个倒悄然笑了。于是，我从记忆深处随意采撷了几个片段，权当一种乡思的表达。

    两个没看成戏的同学

    大约在1966年以前的若干年里，也就是“文革”开始前的一些年，乡宁县城几乎所有大型活动，如唱戏、演电影、耍杂技、群众集会等都在解放台举行。所谓解放台，是一个位居县城南边、占地约五六十亩的大广场和广场北侧一座雄伟壮观、鸟兽型瓦当覆顶、台面很大的戏台的统称，据说系阎锡山的部队盘踞乡宁时所建，旧称“轰隆台”，解放后改了个很时髦的名字：“解放台”。在解放台唱戏、演电影有很多好处：露天、场子大、进出自由。每有活动，孩子喊，大人叫，欢笑、吵闹声不绝于耳，倒成了一道风景线。最大的不好处是唱戏、演电影时场子没有屏障遮挡，戏台东、西、南三面主要靠旧城墙和家户院落将戏场和外边隔开，而旧城墙又破败、多豁口，每次唱戏，剧团要出动好些人把守城墙，隔一段一个人，防止无票者进场。更难管的是我们家的院子，这个院子虽名曰“书院巷”，但却没巷，一个地道的四合大院，出院门就进了戏场。所以，书院人看戏是可以不买票的，剧团也认可了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但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小小县城，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熟悉，有些又沾亲带故。所以，每次唱戏之前，我们院几户人家里总是挤满了不买票却要看戏的人，剧团清场的人来了赶也赶不走，逃票者说我是“串门子”、“走亲戚”。几经争吵、辩论，最终，剧团还是定下硬规矩：除本院人之外，其他所有人在剧团“吵台”（开戏前鸣锣击鼓吹奏，相当于为唱戏做广告、招揽观众）开始时，必须被清理出户、出院、出场子。
    当年群众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看戏、看电影，再少有其他活动。我们东街小学四年级同学中，卢会荣和陈新民两人都特爱看戏，爱到戏园子里凑热闹，家里大人又不给买票钱。一次，听说剧团晚上要演出《火焰驹》后，两人下午一到学校就把我叫出教室，拽到墙角，鬼鬼祟祟地和我商量：将他们在剧团清场前一个小时，悄悄锁到我家堆放杂物、黑咕隆咚的西窑里，待清场结束后再开锁放他们出去看戏。我们依议而行。果然，剧团清场的人隔着西窑门缝看了看，里边静悄悄，无声无息，就转身走人。但那天母亲让我早早到场子放板凳占地方，开戏后，又演得特别精彩，大花脸“骑”着“火焰驹”满台又跑又唱，锣鼓敲得震天响，一高兴，我把锁在西窑的两位同学忘了个一干二净。等戏唱完，散场，搬着板凳回家，听到西窑传来急促的敲门、喊叫声，才知坏事了，卢会荣、陈新民二人在又黑又冷、连个坐处也没有的西窑里被锁了整整三个多小时。急急慌慌找钥匙开门，放出二人。面对二人的嗔怪、懊恼，我一个劲儿赔不是，连称“太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将二人送出院门，歉疚地望着他们在寂静的夜晚离去，远远地还听到嘟嘟囔囔的抱怨：
    “还不如在家里睡觉哩！”
    “是哩！”
    “以后再不让他弄这事了！”
    “就是哩！”

    两个女搭档

    那年，农业学大寨最红火热闹的时候，我带领乡宁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农建专业队在西门河乡宁一中对面筑坝造地。筑坝用的石料由几个精明干练的壮劳力在河边的采石场用炸药将石崖炸裂，再用撬棍将石块撬下去，由其他劳力用平车拉到坝址。当时，在社员中流行着一个词叫做“混工”，意即给集体干活出勤不出力，能混得挣了工分就行，也由此引出了许多吃“大锅饭”、搞“大呼隆”的笑话。
    为了防止偷懒，调动大家干活的积极性，我采用了小包工方法，即由集体提供平车，一个男劳力搭配一个女劳力，每从料场往坝址拉一方石头，给记１.８个工，多拉多得，所得工分由两人自己分配。于是，男女劳力各站一边，让男劳力自己挑选搭档。到最后，女劳力挑得只剩下刚从学校返乡不久、没经过劳动锻炼的两个人：闫梅英和郑建梅。我对她们讲：“既然没人要你们，那你们就只好跟我干，也不给你们搞定额了（因我是大队干部，可以不按定额记工），每人每天记９分工！”于是，我往平车上装石头，她们一个人协助我装车，一个人压辕杆。拉实车时，她们在后面推；卸完石头，她们轮换着拉空车，倒也配合默契。
    在高低不平的河滩路上拉满满一平车石头，一千多斤重，真叫费劲。一次，我肩上拉背带，两手压辕杆，腰弯得像张弓，头几乎挨到河滩地面，一步一步往前挪，觉得越拉越沉。“你们用劲着吗？”我问。“用着哩！”两人异口同声回答。“都使劲推！”“噢！”两人又回答。在过一道小土坎时，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埋头拉车时，透过平车底部往后看，能看到后边、两个推车人小腿至脚面部分，而且由此能判断两个人中任一人使劲不使劲：如果小腿倾斜，脚尖紧蹬路面，脚后跟不着地，就说明她在用力推。如果两小腿笔直，双脚着地，就说明她只是手搭在车上，没用劲。“闫梅英，腰直得像棍，能用上劲吗？”低头拉车的我一声喊，车后左边的两条小腿和脚马上朝前倾斜了！“郑建梅，是车拉你还是你推车？”右边的两条腿又立刻用上了劲儿！两位女士当时纳闷：“咋不回头看就知道谁用力，谁不用力了呢？大队干部就是能！”干活歇下来以后，我把判定谁出力不出力的秘密告诉了她俩，她们也把干活当中各自分心的秘密告诉了我。一个说：“我当时正想，咋那么多男劳力选人，就没有一个看中我呢？是我长得丑，还就是力量弱？”另一个说：“我正想，干农活太苦了，这个‘农门’要想办法赶快跳哩，跳出去后争取当个吃国库粮的小学教员，或当个供销社售货员，往门市部一站，头再烫一下，然后……正想得美哩，你一声喊，把美梦惊跑了！”
    ３０多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后七跳八转，最后在省水利厅谋了个工作稳定下来；郑建梅真的跳出“农门”，中师毕业后也七跳八跳，调到太原东方机械厂子弟学校任教；而闫梅英却多年未见过面，听说在乡宁县东街小学当副校长，工作很出色。

    两个小红薯

    我从乡宁县东街小学毕业时，正是“文革”最乱的时候，父亲被单位的红卫兵停发工资劳动改造，哥哥正上大学，家中因给生产队交不起粮款而分不到粮食。无奈之下，我没再继续上初中，十四五岁就开始混在大人们中间挣工分。当时虽然年龄小，但队长王瑞玉却很看重我，很把我当回事儿，让我当了生活队的记工员，有些活儿还和别的劳力一样派给我，比如：晚上在地里看菜园、护庄稼，或列席生产小队干部会议，这使我当时挺自豪、挺神气，觉得自己也算个队里的人物了。但十四五岁，终究还是个未成年的毛孩子，有些诱惑是实在经不起的。
    那年刚立秋，几场好雨过后，队里的十多亩红薯越长越壮，碧绿的红薯叶蔓，把土地盖得严严实实，连一只脚都踩不进去。王队长说，晚上得派人看红薯了，别让贼娃子早早地就糟害它！于是，在红薯地头搭了个草棚，晚上轮流派两个社员睡在棚里看护，每人每晚记１分工。那晚，轮到我和另一个社员值夜。这个社员只比我大两三岁，刚初中毕业回乡。起先，两人躺在草棚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聊着聊着，聊到了红薯蔓下的红薯：叶子这么旺，蔓子这么粗，红薯该不小了吧，该能吃了吧，现在的小红薯该比将来出红薯时好吃吧。再后来，不知是谁，先提出“咱们先挖两个拿回去尝尝吧”的试探。一阵沉默后，红薯的香甜战胜了胆怯。于是，两人商定：每人只挖一个，就尝一下，而且各自只到地中间选一苗，只在蔓下轻轻拨开表土，揪出一个红薯后将坑埋好，再在动过的土上撒泡尿，叶子照原样覆盖，谁也看不出来。接下去，行动就实施了。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两人把摸出的红薯裹在铺盖卷里，把铺盖夹得紧紧的送回了家。此事过后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两人各自心中窃喜：“我们做得天衣无缝，除了天上的星星，该是无人知晓了。”又过了几天，队里在马号（饲养场）自报公议评工分（就是学习大寨的办法，先由社员根据个人体力、技能、劳动态度，自己申报每天能挣多少工分，再由社员分三组评定，取中间值为应得工分）。评工结束后，王队长像往常一样作总结，我在人堆里拿本书不经意地翻着。猛然间，王队长的一段话把我惊得魂飞魄散：“有的社员，让你去看红薯，你连自己都看不住，你以为跑到地中间挖，别人就不知道啦？你以为在一苗红薯蔓下揪一个别人就看不出啦？你以为往动过的土上撒尿别人就当成是雨洒地皮啦？你以为拿了红薯卷到铺盖里，把铺盖紧了又紧，趁天不亮往家拿，别人就看不到啦？回家蒸红薯，灶房在院里，红薯蒸熟了不敢揭笼盖，怕同院邻居看到，连锅带笼盖一起端回屋里，吃着这种红薯香甜吗？”哎呀呀，一连串的动作、心理活动，王队长给抓了个准，连细节都说得一丝不差，好像他就跟在我们身后，钻到了我们心里。当时心慌得似擂鼓，偷偷瞄一眼我的那位同伴，跟我一个样，脸红得像猪肝，头都快低到裤裆里了。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王队长也没点我俩的名，猜不透是给我俩人面子，还是在说别的人，或者是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又回头用切身体会来敲打、吓唬别的社员？反正后来王队长再没提过此事，见了我还是和过去一样，照旧信任，照旧乐呵呵的，照旧让我当记工员。
    只是，那年秋天生产队在地头分红薯时，我悄悄从自家的筐子里，拣了个最大的红薯，趁人不注意，扔进了队里的红薯堆。
来源：临汾日报